田野考察建文帝隐居中山寺的最后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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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年前的那个春风拂面的上午,我随一群巴文化专家、学者来到宣汉,第一次参拜(今属通川区)中山寺遗址。那些精美石雕和刻在石头上楹联字迹,方正圆厚,雄浑庄严,那些高大挺拔的参天古树以及从台阶石缝中长出的杂草,隐隐透着一股神秘而威严的皇家气象。我们不禁放轻步履,似乎是为了不惊扰那位长眠于此的逝者。传说中葬于“天子坟”的人真的是坊间传闻的明朝建文帝?那座被蔓延的朵朵野花淹没的坟茔下死者身份如此神秘莫测,令人费解,几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、甚嚣尘上,“建文帝生死之谜”,遂成中国历史七大悬案之一。明清野史和地方志等史料记载建文帝之死“焚死”“替身”和“逃亡”等多种版本,至今几乎很难在正史记载中找到只言片语的确切信息,仿佛历代史学家和研究者都谨慎地保持了集体沉默。有趣的是,与沉寂冷清的正史相比,野史就显得格外喧骚热闹,热度持续上升不减,各种轶闻、民间传说和对各地相关遗迹的研究发掘,加上近年来某些历史学者大胆假说的助推,产生的综合佐证,都从不同的指证角度逼近了年前葬于中山寺的神密逝者——“靖难之役”中被篡位的皇四叔燕王朱棣追杀的建文帝朱允炆。我个人觉得这绝非空穴来风,符合逻辑。谈及这桩年前的历史悬案,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当事人,那就是辅佐过三代明朝皇帝的帝师唐瑜。唐瑜何许人也?他究竟是不是明朝帝师?唐瑜奉旨游宦入蜀,卜居达州宣汉讲学解惑,难道他真的如传说的那样,肩负着一个惊天绝密任务——受明成祖朱棣密派来达,暗中监视追杀一直隐姓埋名、逃亡多年的建文帝?带着好奇和种种疑问,我开始有意或无意地涉猎有关建文帝和帝师唐瑜的零星史料,并借每次去宣汉的机会,在达州市宣汉唐甄唐瑜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唐益生先生的陪同下,与巴文化专家邓高先生多次对中山寺“天子坟”和唐瑜墓进行田野考察,走访数位唐氏后裔,我想从浩瀚的史海打捞出相关的历史碎片,最终以我肤浅的文字完成这桩历史悬案沉船轮廓的拼图,尽量抵近其真相及原貌。每一次,参观完宣汉南坝的帝师文化公园,我都会顺道再到东邑前河东溪口,沿着小道爬上北坡河口台地参拜唐瑜夫妻合葬墓址。当我用手触摸錾刻着“唐瑜之墓”阴文楷字的墓碑时,那些用机械打磨出的石质碑体上略显粗砺的錾刻痕迹,总是让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与这座墓冢高阜相关的幻景:重檐、斗拱和退步响堂雕刻着青龙白虎图案的龛壁,石龟碑座、四柱顶帽、石狮、石凳、石桌以及刻着的“明清两朝三奉祀,世系八代四监司”的高高耸立的桅杆。这些景像并非凭空臆想,它来源于《宣汉县志(-)》和道光十八年版《唐氏族谱》的文字记载。站在墓前的每一次联想,都令我对墓主唐瑜心怀敬意与崇敬。据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显示,最早提出“明朝建文帝隐居达县中山寺”这一假说的始作甬者是四川省地方志学会理事、达州市志办编辑科科长邓高先生。年3月,邓高撰写的《中山寺烟云》,首次提出建文帝隐居达县中山寺假说;年2月13日,他在《达州广播电视报》第二版“特别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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